德國已成為抵擋歐債危機的中流砥柱。德國經濟穩定增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德國良好的經濟基礎、高素質的人員、擁有核心競爭力的產品和技術等，但不可否認的是德國政府施政措施的從容與恰到好處。這種從容與恰到好處的做法源于何處？這首先得從德國歷史特別是制度創新和具體的施政策略中尋求答案。

　　社會市場經濟的基石

　　經濟制度的選擇遠比解決個別實際問題意義更重大，一個良好的經濟制度會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因此，二戰結束后，對德國而言，關鍵是選擇什么樣的經濟制度。

　　當時的聯邦德國存在兩種經濟制度選擇，即社民黨的“社會主義”方案與基盟黨的“秩序自由主義”方案。鑒于聯邦德國公眾對蘇聯計劃經濟模式的恐懼和美英法占領當局的關鍵態度，聯邦在選擇何種經濟制度的問題上，已經不是“要不要市場經濟”的問題，而是“要什么樣的市場經濟”的問題。也就是說，聯邦德國的經濟體制首先應該體現于承認“個人選擇的自由”、“企業經營的自由”和“企業之間的自由競爭”，這三點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和前提條件。對此，聯邦德國各派政治、社會力量之間，并未出現激烈的爭議。因此，在承認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各方關注的焦點是“國家在經濟生活中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發揮多大的作用”。各方的觀點五花八門，但歸納起來主要存在兩種不同的思想主張：新自由主義方案和社會主義方案，它們在市場與計劃之間分別代表了兩種相對極端的觀點。而新自由主義的觀點以秩序自由主義的弗賴堡學派最有影響力。

　　經過激烈交鋒，以艾哈德和米勒-阿爾瑪克為代表的“社會市場經濟”方案逐漸得到廣泛認同，尤其是美國占領當局的認可。隨著信奉新自由主義的艾哈德被任命為英美占領區經濟管理局主任，“社會市場經濟”理論成為了雙占區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于是，關于聯邦德國經濟體制選擇問題的爭論也暫時畫上了句號。

　　這一制度致力于實現下述目標：“第一，通過建立自由的市場經濟，并且采取相應保證措施以防止產生專政，國家計劃化、經濟管理已經由于工業卡特爾化而造成的私人壟斷，目標是實現盡可能廣泛的經濟發展。第二，建立能正常運轉的貨幣秩序，以保證價格穩定。在私人經濟創造奇跡的國家應保持貨幣一定程度的穩定性以及通過不同的國家措施保證市場的競爭和經濟的穩定。第三，實現社會安全、社會公平與社會進步。主要手段是，促進經濟增長，即不斷擴大社會財富，國家對收入與財富進行再分配。同時為加強社會團結，如果由于競爭而產生較大收入差別，則通過累進稅率縮小這一差別，而同時又不至于影響貫徹刺激生產的原則。”

　　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是保持穩定物價和維護市場的自由競爭，為此，聯邦政府修改和頒布了以下幾項法律：首先，聯邦政府在1957年對1909年制定的《反對不正當競爭法》 進行重新修訂，明確規范市場競爭秩序，對各個經濟領域內的競爭規則和競爭秩序作了具體和明確的規定。其次，1957年艾哈德政府頒布《反對限制競爭法》（即《卡特爾法》），其任務是盡可能地保護有效競爭，排除阻礙市場自由競爭的一切因素，核心是保護市場競爭的公平和自由，防止企業或個人通過不合法的方式、手段來限制和妨礙市場競爭的公平性。

　　再次，在確保市場自由競爭的同時，聯邦政府致力于規范金融市場秩序。艾哈德認為，物價穩定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沒有穩定的物價，經濟繁榮就不可能持續。物價穩定的關鍵是保證貨幣金融穩定。1957年7月《德意志聯邦銀行法》頒布，鑒于德國歷史上曾經出現的兩次災難性的通貨膨脹，防止貨幣政策受到政治和利益集團的影響，因此必須保證聯邦銀行的獨立性，于是根據該法的規定，德意志聯邦銀行是聯邦德國的中央銀行，它的最高權力機構為德意志聯邦銀行中央委員會，該委員會由聯邦中央銀行行長、副行長、理事會成員和州銀行行長組成，聯邦中央銀行行長由聯邦政府推薦，總統任命，任期為八年，并且行長的任期不受政府更迭的影響。艾哈德通過這樣一個中央銀行機構及其功能，力圖在全國范圍內能穩住金融市場，保持貨幣穩定，以穩定物價。艾哈德甚至把穩定貨幣上升到維護人權高度：“我們有理由把貨幣穩定納入基本人權范圍，每個公民都可要求國家來維護這種權利。”

　　由于社會市場經濟是一個與德國具體現實較好結合的產物，因此對經濟發展起到了良性作用，艾哈德的政策也起到明顯效果。從1951年開始直至1960年代中期，德國創造了“德國經濟奇跡”，物價上漲速緩慢，同時保持了經濟較快增長。在聯邦德國成立后短短15年間，德國國民收入穩步提高，成為西方發達國家楷模。到了這個時刻，艾哈德已經可以自豪地說：“這種社會市場經濟政策向全世界證明了，它的自由生產競爭、自由消費選擇以及自由發展個性等基本原則保證比任何官方的控制或統制經濟取得更好的經濟和社會效果。

　　德國經濟穩定增長，表明社會市場經濟是成功的體制。盡管有波折，但就像德國總理默克爾說的，“社會市場經濟盡管經歷了各種波折和誤會，但市場經濟在德國人心目當中，依然是個成功、可信賴的體制。”迄今，德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仍在正常發揮作用并在全世界獲得極高聲譽。

　　《穩定與增長法》

　　20世紀50年代是艾哈德的時代，是聯邦德國創造奇跡的年代，這是艾哈德本人的成功，也是社會市場經濟理論的成功，同時也是聯邦德國全體人民共同努力的結果。但是，經過15年的經濟增長，由于經濟政策未能及時調整，無法適應當時的內外部環境變化，結果導致通脹率連續兩年超過4%，馬克開始大幅貶值，局部出現經濟危機，艾哈德的經濟政策開始受到批評，也直接導致了聯合政府的執政危機，為社民黨執政做鋪墊。

　　社民黨上臺后，改變了基督教民主聯盟純粹的穩定路線，轉而實行穩定與增長并重的政策。換言之，政府的職能并不僅限于保護市場的自由競爭，維護經濟的穩定，且應在此基礎上刺激經濟的發展、促進經濟的持續增長。

　　刺激經濟增長的法理依據來自于《穩定與增長法》。1967年6月8日聯邦議院通過《穩定與增長法》，同年6月13日公布并施行，其精髓是凱恩斯主義色彩的“總體調節”理念：首先在聯邦層面上，國家不再扮演一個“家庭好父親”的角色，即在經濟困難時節約、在經濟景氣時出手大方。因為這種順周期的行為一方面可能加劇危機，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經濟過熱。相反，該法規定了反周期的經濟政策，在需求減弱的情況下，國家應該通過總體調控的工具來平衡需求，采取直接的景氣刺激和促進就業的措施，同時，國家增加公共投入，增加額外的信貸來支付刺激經濟的投入。另外還可以降低收入稅來增強消費者的購買力。而在經濟景氣時期則要抑制需求，比如采取提高收入稅的措施。這樣的好處是可以防止經濟過熱，同時能夠積攢更多的收入來應對下次可能的經濟危機。其次，《穩定與增長法》規定，聯邦經濟部長、各州經濟部長和地方代表組成經濟增長委員會。聯邦政府在必要的情況下可以強迫州和地方用稅收來支付景氣平衡基金。這一規定表明，為成功實施總體調節，聯邦、州和地方有必要協調一致，采取共同行動。

　　該法首先規定了反周期的經濟政策，即在需求減弱的情況下，國家應該通過總體調控的工具來平衡需求，采取直接的景氣刺激和促進就業的措施；第二，國家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增加公共投入，即通過增加額外信貸的方式來支付刺激經濟的支出；第三，在經濟衰退期間，通過降低收入稅來增強消費者的購買力，在經濟景氣時期則要抑制需求，比如采取提高收入稅的措施，這樣的好處是可以防止經濟過熱，同時能夠積攢更多的收入來應對下次可能的經濟危機。

　　該法在第一條明確提出了宏觀經濟的四大目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魔力四角”：價格穩定、充分就業、外貿平衡和適度經濟增長。“魔力四角”的核心思想是適度和均衡，兼顧各方的需要，而非顧頭不顧尾的發展。

　　《穩定與增長法》強調經濟增長，也考慮到對經濟過熱的預防措施，第六條第一款規定：“為確保本法第一條的目標，當需求的擴大超過國民經濟的承受能力時，聯邦政府可以授權聯邦財政部長在實施聯邦財政計劃的過程中要求某些財政支出的使用、（公共）建設項目的動工、設定后續財政年度負擔等必須獲得其批準。聯邦財政部長和經濟部長提出采取有關的必要措施的建議。聯邦財政部長將該會計年度結余的資金用于向德國聯邦銀行額外償還（政府）債務或者提取經濟增長平衡儲備金。”

　　《穩定與增長法》很快克服了聯邦德國戰后的第一次經濟危機。《穩定與增長法》是一部完善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重要法律，而且聯邦德國成為第一個將總體調節目標之間的均衡、經濟的穩定與增長政策用法律形式規定下來的國家，它在聯邦德國經濟史和經濟制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它也被譽為“德國經濟政策發展中的里程碑”，該法的頒布標志著聯邦德國經濟政策從重點強調自由競爭到國家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實現經濟與社會和諧發展的轉變，《穩定與增長法》對聯邦德國社會市場經濟體系的完善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穩定與增長法》的頒布和實施奠定了聯邦德國經濟之后幾十年的持續穩定發展。即使在當今歐洲經濟與社會一體化進程的背景下，德國《穩定與增長法》的精髓深入滲透到歐洲的《穩定與增長公約》，被公認為歐洲經濟穩定發展的基石。

　　正因為如此，當今德國政府的經濟政策具有《穩定與增長法》明顯的烙印和痕跡。也可以說，嚴格執行與遵守《穩定與增長法》是德國經濟得以平穩增長的關鍵因素。

　　適度刺激經濟的施政策略

　　面對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德國政府采取了哪些有效策略來加以應對？

　　首先是采取適度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干預政策。在經濟危機面前，德國政府并不慌忙而亂開藥方。如良醫，對病人不是用藥越多越好，而是非常精準地開方、限制藥量。為克服經濟衰退，德國政府制訂兩套振興經濟方案，計劃投入財政資金1200億歐元。但在2009年和2010年實際投入的資金僅為800億歐元，而同時期美國財政投入的資金為5770億歐元（7850億美元），中國則為4300億歐元（40000億元人民幣），其他歐盟小國投入的財政資金與其國力相比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其結果是，美元急劇貶值、中國物價快速上漲、歐盟小國政府陷入債務危機。因此，從中可以看出，德國政府走的是一條適中的路線，把握好國家干預的分寸和尺度。也可以說，政府作用是必要的，但不能過分迷信。如果政府干預的幅度過大，反過來會對經濟造成傷害。

　　為限制政府干預造成的負面影響，德國政府在經濟稍有好轉就及時制定退出策略。由于政府過高的債務會拉高利率，造成私營企業融資成本提高，不利于經濟的恢復。為此，2009年6月德國政府頒布的《新債務限額》法案規定：聯邦政府要將其預算赤字限制在國內生產總值的0．35％以內，至遲必須于2016年達到這一目標。為實現這一目標，聯邦政府必須從2010年起每年從聯邦預算中砍掉100億歐元。德國聯邦議院對政府的決定表示了支持。2010年6月7日議會通過的一攬子節約措施，主要是削減社會福利開支，減少政府各部門的預算，從而達到節約的目的。德國政府減少債務的決心給企業界發出了明確的信號：政府支持企業在經濟發展中唱主角。正因為如此，德國企業界增強了投資的信心，企業生產步伐從而進一步加快。

　　其次，限制財政開支，采取適度的金融政策防止通脹。眾所周知，通貨膨脹的預期會導致企業生產積極性下降，甚至出現囤積居奇的現象。因此，德國政府嚴格執行低通脹政策，通貨膨脹率低于其他歐美主要發達國家，據統計，2009年德國物價上漲指數僅為0.3%， 2010年為1.1%。穩定的物價刺激企業生產的積極性，也提高了居民購買力，形成了生產帶動消費、消費促進生產良性循環。

　　第三，保證中小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德國經濟發展的主力不是大企業，而是千千萬萬的中小企業。在這些中小企業中，很多是我們常說的“隱形冠軍”，它們的產品要么富有特色、質量過硬，要么擁有獨一無二的先進技術。這些中小企業生產的很多產品在全世界具有說一不二的定價權。但是，中小企業最害怕市場的壟斷和無序的競爭。為此，德國嚴格執行《反對限制競爭法》（也被稱為卡特爾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對限制競爭和不正當競爭的行為嚴格處罰，毫不留情。此外，德國政府為減輕企業負擔，對企業雇傭短工給予補貼。據對外經貿大學史世偉教授介紹，當雇主選擇短時工作而非解雇人員時，雇員工資的60%(沒有孩子)或67%(有一個孩子)由政府來支付。企業為雇員繳納的社會保障費在前6個月為50%,以后為100%由國家來支付。雇傭關系從2009年開始的，上述補貼適用24個月，從2010年開始的，則適用18個月。2009年,德國勞動服務局共為短工補貼支付了50億歐元,挽救30萬個工作崗位，共有22%的企業使用了這項補貼。2010年為此的計劃支出為47億歐元,預計保住的工作崗位為53萬個。實際上會更多，2010年第一季度就有60000家企業的85萬雇員使用了這項補貼。可以說這項政策用較小的成本,獲取了很大的收益。

　　德國政府打出的上述“組合拳”，一方面減少了政府的財政赤字，保持了政府債務的可控性。另一方面增強了企業生產和居民消費的信心，有效地挽回了經濟的頹勢，使經濟得到較快恢復和增長。

　　德國的啟示

　　綜上所述，德國經濟穩定增長的基石是可信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而經濟持續發展動因則來自《穩定與增長法》的法制框架。當今德國施政策略和措施無不建立在二者之上，主要表現于尊重市場規律，促進市場的自由競爭，保護市場的有序狀態。同時，注意宏觀經濟四大目標的協調，在刺激經濟的同時保持清醒的頭腦，對刺激經濟的措施保持克制而理性的態度，其特點是適度、中庸和平衡。

　　雖然《穩定與增長法》的精神早已融入到歐洲的《穩定與增長公約》之中，但是歐盟其他國家政府并未認真對待，而是根據政治形勢的需要而采取了諸多背離《穩定與增長公約》精神實質的做法，其結果造成了目前彌漫歐盟的債務危機。正如德國總理默克爾所說的那樣：“歐洲已經到了二戰結束以來最危險的時候。若歐元倒下，則歐洲將倒下；歐洲必須以更強的姿態走出這場危機，必須發展歐盟的架構，我們的責任不僅限于本國范圍內，我們希望對那些違反《穩定與增長公約》的成員國實施自動制裁。” 現在的歐債，其實已經在“有序違約”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也許，歐債危機會蔓延到聯邦德國，但德國只是被動的受害者而已。即使德國在歐債危機中無法幸免，但是，最先走出這場危機的也必將是聯邦德國。

　　（作者楊佩昌系留德學者，著有《為什么德國民富國強》、《德國式領導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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